“自己的子宫自己做主”：台湾《人工生殖法》修法拟纳入单身女性、女同志

台湾行政院会近日通过《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提出将人工生殖适用范围从原本的“异性不孕夫妻”，扩大到单身女性与女同志配偶。

这意味着，一旦草案获立法院三读通过，台湾将成为华语世界唯一允许单身女性与女同志伴侣合法解冻并使用自己卵子的地区。她们将不用再为了试管婴儿等人工生殖疗程而远赴第三国，减少被迫出国的经济负担、心理压力和衍生的阶级不平等。

有学者向BBC中文指出，这次修法代表生育权首次在制度上与婚姻架构正式脱钩，同时也反映台湾少子化加剧、结婚模式转变，以及社会对多元家庭接受度的提升。

至于外界高度关注的已婚男同志能否使用人工生殖，以及是否同步开放代理孕母等议题，则因为社会未有共识，不在本次修法范围内。

这次草案调整了哪些内容？BBC中文梳理修法的关键变化以及法律与伦理争议。

修法重点：保障妇女生育自主

人工生殖（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指的是透过医学介入、以非性交方式协助达成受孕的生殖技术，常见包括捐精、捐卵、人工授精与试管婴儿等程序。

台湾自2007年实施《人工生殖法》，主要用以规范医疗机构提供此类技术的条件与流程。该法以“治疗不孕”为核心，仅允许异性婚姻中的“不孕夫妻”使用人工生殖技术。

这导致多年来，单身女性可以合法冻卵，但若要解冻使用卵子，必须在婚姻状态内且经由丈夫同意，或者将冷冻卵子送至国外进行后续人工生殖疗程，而女同志伴侣也无法在台湾合法接受人工生殖。

根据行政院最新提出的草案，受术范围将扩大至单身女性以及合法登记的女性同性伴侣。同性伴侣需以自己的子宫进行生育，未婚女性则须年满18岁、具受术适应症，并以自身卵子与子宫完成人工生殖程序。

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在记者会上表示，卫生福利部此次修法的核心精神是“保障妇女生育自主”以及“确保儿童最佳利益”。卫福部长石崇良指，要落实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确保妇女生育的健康权、自主权，不会因为其婚姻关系状态有差别待遇。

除了扩大受术资格外，这次修法草案也更保障亲子关系和血缘知悉权。一旦配偶在受术前签署同意书，亲子关系即视为成立，且无法在事后撤销。未来受术者在疗程开始前，即可知悉捐赠者国籍、血型与肤色等基本资讯，而在重大疾病移植或遗传疾病相关需要时，人工生殖生育子女也可查询捐赠者姓名与联络方式。

比对邻近亚洲国家，目前泰国允许单身女性接受人工生殖，日本不禁止单身女性使用人工生殖，但配套未完全制度化，仍存在法律灰色地带。韩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规定接受人工生殖者需是异性恋夫妻，中国则禁止单身女性冻卵。

美国、加拿大、丹麦等西方国家则普遍明确开放，并建置完整的配套制度。

社会反应如何？

台湾《人工生殖法》施行18年来未曾大幅修正，一直被指落后于社会变迁。

这次台湾政府公布修法草案后，不少网友在社群媒体形容一旦通过将是“德政”，指“冻卵终于不用等到结婚还要征求老公的同意才能使用自己的卵子”、“自己的子宫自己做主”、“支持婚育脱钩，女人要生孩子不需要再跟一个男人与他的家人绑在一起”。但也有网友表示，担心放宽给单身女性人工生殖，会变成非法“地下代孕”的遮羞布。

台湾阳明交通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法律与政策组专任副教授雷文玫对BBC中文表示，这次草案不仅将女同志配偶纳入，也开放单身女性，代表“生育权首次在制度上与婚姻架构正式脱钩”。

若草案通过，对女同志也将是喜讯。多年以来与伴侣在国外多次尝试人工生殖的RJ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说，政策松绑为女同志伴侣与单身女性带来“比较有尊严的选择”。

她和不少女同志伴侣一样，耗费上百万台币金钱、精神与时间赴美国进行人工生殖疗程，但RJ说自己与伴侣多年尝试求子未果，而现在她已到达能生育的年龄临界点。如今台湾政策有望开放，她表示心情十分复杂，既期待能在台湾进行更便利、安全的人工生殖，但也面临“要不要再试一次”的焦虑。

“现在开放了，其实开心不起来，如果早几年或晚几年，对我个人来说可能心情变动不会这么大，”她说。“过去我们已经每天在做心理建设，这辈子可能不会有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小孩了，要放下这件事，但现在可能要重新考虑这件事。”

尽管如此，RJ仍认为“整体制度往前都是好事”，只是期盼后续配套必须厘清卵子或胚胎跨境运送的法律程序与成本问题。

中央社引述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秘书长黎璿萍指，目前同志社群已积极询问若在海外已有胚胎，是否可回到台湾进行植入，以及若国内精子银行未能提供身世告知资讯，是否可使用海外精子银行等，期待后续主管机关可协助厘清。

能否挽救少子化？

台湾《人工生殖法》近年修法被推上枱面，其背景与台湾生育结构的剧烈变化密不可分。

台湾总生育率在2022年跌至0.87，新生儿人数仅有13万8,986人，创下历史新低。立法院2022年的人工生殖法修法研究便指出，法规中“是否结婚”成为部分想生育者的制度性门槛，使单身女性、非婚者与同性伴侣皆无法使用人工生殖技术。

在台湾等东亚社会，结婚仍然被视为生子的前提，杨静利、李大正、陈宽政在2006年于研究中便曾指出：“结婚虽然不是生育的必要条件，在台湾却是生育的重要条件。”相比欧盟平均 41% 的非婚生育率，亚洲地区如南韩、日本、香港与台湾的比例都显著偏低，台湾的非婚生比例仅约 4%。

近20年来，台湾对家庭的想像持续松动，晚婚晚育更加普遍，同婚合法也促使“婚育脱钩”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自由时报》引述中华民国生育医学会理事长张帆表示，这次修法草案的确迈出关键一步，但若想真正改善少子化，光放宽资格并不足够，政府必须端出更完整的托育与福利制度，才能让民众敢生、愿意生，“单身女性要生孩子，前提是要能抚养得起”。

学者雷文玫则对BBC中文说，即使立法院通过相关修法，台湾社会后续也要面对种种挑战，“在鼓励多元家庭的同时，如何确保没有婚姻框架的家庭，仍能让孩子在稳定支持下成长？”她表示，若未来的“儿童最佳利益审查”只针对单身或同志家庭，可能反而强化刻板印象，将单身或同志视为“风险较高”的父母。

她也提醒，随着适用范围扩大，子女对捐精者身分的疑问势必增加，而现行法仅允许在健康需求下查询身世，亲子资讯揭露是否应更完备，也将成为下一阶段的辩论焦点。

代孕仍无法取得社会共识

2024年5月，卫福部公布修法草案，原规划将单身女性、同志族群与代理孕母纳入适用范围。

此后，国会中的主要政党皆积极推动修法。其中，国民党立委、妇产科医师出身的陈菁徽将《人工生殖法》视为优先法案，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则长期倡议代孕制度。跨党派的投入，使该法成为新会期最受关注的法案之一。

但因各方对代理孕母意见落差大、缺乏共识，此次《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把争议更大的男同志家庭与代理孕母制度脱钩处理。民间团体多表示理解这项“分阶段修法”的策略，但也呼吁政府应同步启动代理孕母专法，避免议题再度被搁置。

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秘书长简至洁向BBC中文指出，代理孕母制度要推进，卫福部必须提出更完整、具体的配套。“上一版草案在关键原则上大量采空白授权，无助于回应反对者的疑虑，也无助于进行有建设性的沟通。我们认为卫福部既然已经提出过代孕制度草案，即便现在采另立专法的方式，也应该要把专法提出，让社会讨论可以继续进行。”

彩虹平权大平台的副执行长翁钰清则表示，代孕的制度涉及第三方的身体使用，需要严谨的制度设计来保障所有关系人的权益。“我们期待在每次的法律制定中，都以严谨的态度来促进生育自主的发展。”

台湾迄今仍未将代理孕母制度纳入任何法律架构，相关讨论自1990年代以来延宕近30年，至今未有社会共识。

修法过程中，各方立场激烈冲突，更凸显代孕在台湾的敏感性。2025年3月初，一名男同志在社群平台Threads分享海外代孕生子的经验，内容中完全未提及代孕者在孕产过程中的身心状态，并以“不是来听你教我子宫要怎么用”等字句回应质疑，引发舆论反弹，也再度引爆对代孕伦理与权力关系的争论。

在这次讨论中，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公开声援代理孕母法制化，强调制度化的目的在于保障代孕者权益、杜绝剥削与黑市乱象，而非单纯满足特定族群的生育需求。

“除了让不孕家庭有机会拥有孩子、给LGBTQ+伴侣完整的家庭选择权，更重要的是制度化才能保障代孕者的权益，防止剥削与地下市场的乱象。法制不动，问题不会消失，只是转向黑市，甚至逼迫台湾人花费高额成本及风险到国外求子。”

尽管如此，多个妇女团体表达强烈反对，认为一旦通过代孕，将导致女性的身体工具化、商品化，让经济弱势女性成为剥削对象。

台湾女人连线曾表示，代孕制度难以真正保障孕母、孩子与相关家庭的权益，并可能加深社会的不平等与父权文化压迫。“代理孕母制度满足个人想要自己血缘孩子的想望，但让代理孕母付出巨大的代价，侵犯人的尊严及完整性，冲击社会的价值，且为社会制造更多问题。”

基于社会分歧，卫福部在2024年12月决定将代孕与其他修法脉络切割，优先处理已具较高度共识的单身女性与女同志伴侣适用条文，而代理孕母制度则再度被推往下一阶段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