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人从何而来?
华夏文明是西羌和东夷两大部落联盟的融合。
西羌和东夷原本都是晚期智人,在距今两万年前从西亚、南亚一路扩散到云贵高原一代。接下来全球共同遭遇了长达千年的寒冷期,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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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 12640年前,气温骤然下降,世界各地转入严寒,两极和阿尔卑斯、青藏高原等地的冰盖扩张,许多本来迁移到高纬度地区的动植物大批死亡。在短短十年内,地球平均气温下降了大约7-8℃。这次降温持续了上千年,直到11500年前,气温才又突然回升。
这批迁徙到云贵高原的晚期智人,因为当地特殊的地形地貌,成为躲在避难所里的幸运儿。分布在广大平原地区的早期智人,因为严寒纷纷灭绝,他们只要出去接收地盘就行了。
在距今一万年前,他们分批进行了两次大迁徙,一批沿着珠江水系先达到两广地区,然后沿着沿海通道一路北上,并广泛分布于我国的沿海地区。形成了后来的东夷和百越。
另一批则大致沿着胡焕庸线一路向东北方向迁徙,在甘肃四川境内,最终来到了黄土高原。这批人我们将其称为原始西羌,从文明传承的角度来说更为重要,因为这批人所讲的语言,形成汉藏语系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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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根据系统发生学的研究方法,汉藏语系的源头,发生在下图所示地区,基本与伏羲所在的大地湾文化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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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地湾文化为中心,留在当地的成为羌族,沿着长江黄河上溯走上青藏高原,成为青藏高原上的主体民族藏族;也有部分沿着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走向云贵高原,成为以彝族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这条对于我国多元一体文化特色,十分重要的地理走廊,因此被命名为“藏羌彝走廊”。
大地湾文化人群一部分继续向黄河中下游发展,逐渐发展为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并与来自东北的红山文化、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东夷)、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百越)相结合,成为汉人的祖先,华夏文明的源头。
其中,红山文化属于东夷体系,但是从地理通道上看,这一区域所在的辽河流域,恰好是我国地理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交汇处。因此很有可能原始东夷和原始西羌先在辽河流域交汇、碰撞、融合,然后再南下参与到中原的文明交汇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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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总是因为开放交流而向前发展,因封闭而走向落后僵化,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定律。因此红山文化在早期文明交流中可能具有一定优势,又把这种优势带入河洛华夏文明当中,使得华夏文明最终成为整个东亚的强势文明,并以此为核吸收其他各种文明要素,奠定了中国的文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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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五千年左右,河洛地区的华夏文明的强势地位已经奠定,其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南移和东移,虽然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波折与劫难,但是文明之火长盛不衰, 并一直保持到今天,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古文明。
二、因治水而诞生的华夏文明
距今五千年前左右,因气候变化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移动,干旱和洪涝交替反复出现,红山文化寻求南下,大汶口文化寻求北上,仰韶文化寻求东迁。因为燕山、太行山等一系列山脉影响,三股力量最终在北京西北部的阪泉、涿鹿地区接连大战,这就是所谓的炎黄蚩尤大战。
最终结果是西羌战胜东夷。胜利者领袖黄帝并没有对战败者进行严厉追杀,而是主持“釜山合符”,构造共同的信仰“龙图腾”,传达团结各方的讯息:以后不要再区分什么华与夷,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华夏!
“釜山”,是标志着华夏共同体雏形形成的文化符号,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但是,如今这个用于凝聚共识的符号,在华夏内部早已被遗忘,反而变成了韩国的一个城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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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时期的联合是暂时的,不稳定的。釜山合符之后,东夷部落依然不服黄帝的统治,一部分向南迁徙,演变成后来的苗蛮部落,留在原地的东夷部落依然反抗精神经久不衰,留下了一系列反抗事迹。
东夷经济文化更发达,崇拜鬼神的风气更加深厚,因此常把反抗精神融入神话故事传说当中,提醒后代不要忘记反抗。比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都是带有浓重东夷风格的反抗神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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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的时代,由于相对开明的统治,长期的联姻同化,羌夷矛盾已经大为缓和,初步形成了华夏文明的雏形。
公开正式场合,他们统一以华夏自居,以龙凤呈祥(龙代表华夏,凤代表东夷)作为共同的图腾,不再有羌夷之分。
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分歧与隔阂,哪有那么容易消除?水面之下,依然暗流涌动。
尧舜时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频繁反复爆发洪水,让人民生活陷入苦难。
所谓“多难兴邦”,巨大的灾难反而成为羌夷继续融合的契机。
出身于西羌的领袖唐尧,经过长期考察后,将天下共主的位置禅让给出身于东夷的虞舜,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后者指派西羌人大禹治水,契、后稷、伯益、四岳等卓越人才作为禹的助手。
在肆虐的天灾面前,双方不再顾及羌夷之分,通力合作。
经过十三年奋战后,洪水终于被制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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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因此收获巨大威望,获得舜的禅让,成为新一代天下共主。
治水过程中形成的各方精诚合作的基础,大禹趁热打铁,划定九州,铸造九鼎,进行地理调查作《山海经》,建立更加完善的统治体系,奠定了“中国”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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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大禹治水到“洪范九畴”
洪"是一个形声字,从水、共声,本义指大水。《说文解字》解释为"洚水也",即水不遵循水道而泛滥成灾。右边的"共"字,甲骨文像两只手托举祭品,表示共同、汇聚之意。因此"洪"字造字本义,是众多山间湍流共同汇聚而成的暴涨河川,引申为宏大、巨大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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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尧典》明确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这正是大禹治水时期面临的洪水灾害。
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水利工程,这场持续十多年的治水实践,深刻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塑造了华夏民族的共同记忆。
治水过程中,人们需要描述和记录这种巨大的水患,于是创造了"洪"字来特指这种规模宏大、破坏力强的洪水。可以说,大禹治水的历史事件,直接催生了"洪"字的产生和广泛应用。治水过程中形成的组织管理经验、对自然规律的认知,都成为早期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洪"字从单纯的水患描述,逐渐引申为宏大、根本的含义。
《尚书·洪范》中的"洪范九畴",范指的是规范,也就是大禹治水使用的规和矩,洪范的原意应该是“治理洪水的规则”,引申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体现了从治水实践到治国理念的升华。因此可以说,没有大禹治水,就没有"洪"字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地位。
共济会的源头据说有四千年之久,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一看就是来自东方文化,如果是来自犹太自己的文化,那么logo应该画个方舟(对应诺亚方舟)。当然,组织实际成立都是很晚近的事情,这就跟《黄帝内经》、黄老之学非要追溯到黄帝,都是文人托古的惯常操作。
《尚书·洪范》 相传由夏禹创立,商朝遗臣箕子于周武王十三年(前1122年)向周武王阐述。这篇文章经多次修订,现在传世的版本 成书于战国时期。
箕子作为前朝遗臣,却又扮演了向新朝传递文明火种的关键角色,可以说跟洪承畴的历史定位不谋而合,甚至你可以将其理解为 商周之变的“洪承畴”。交接完文明接力棒之后,箕子又带着一部分殷商遗民,前往朝鲜半岛建立“箕子朝鲜”,并获得周朝册封。等于是商朝灭亡之后,箕子在朝鲜又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商朝(持续千年之久),也把这个半岛直接从蛮荒时代带入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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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清宇宙”中,《洪范九畴》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纲领性文件。各方势力阵营彼此斗争,持续数千年,本质上都是按照本方的理解,践行《洪范九畴》的思想。
主人公洪承畴的名字,就是直接来自洪范九畴,都不用多解释;
被他取代的那个人的代号——“皇太极”,则来自九畴中最核心的第五筹——皇极。
洪承畴的人生理想,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践行洪范九畴。
这位资产阶级反革命家,可以说是为了这一理想奋斗终生,死而后已。
四、洪范九畴讲了什么?
《洪范九畴》可以说是华夏文明最核心的文件之一,可以理解为《华夏文明白皮书1.0》,也是理解“洪清宇宙”的核心密码。必须花费一些笔墨隆重介绍一番。
九畴代表了九项国家治理准则,涵盖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涉及政治、经济、天文、伦理等领域。第五畴"皇极"确立君主准则,后四畴规范决策机制、气候关联及奖惩体系,形成天人协调的治理框架。
洪范九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从物质基础到君主修养,从政务管理到天文历法,从决策机制到奖惩体系,涵盖了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对后世中国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禹治水与《洪范九畴》的关系,体现了完整的“元象知行”的循环。
治水(象)是"实践母体",锤炼了早期国家的组织能力、资源调配能力和决策机制;九畴(元)则是"思想结晶",将这些经验系统化为涵盖宇宙观、伦理、政治、经济的完整治理体系,这就是“知”的过程,最终运用到国家治理的实践过程则是“行”。
从"治水"到"治国"的升华,奠定了华夏文明"内圣外王"的治理逻辑,成为后世中国政治哲学的重要源头。
最终目标,就是通过知行合一,实现天人合一。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夏文明的本质,就是治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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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治国)经验与九畴的直接对应关系如下:
治水(治国)规律→五行(第一畴)
五行以"水"为首,正是治水实践的直接反映。大禹治水成功的关键在于"疏"而非"堵",这体现了对水性的深刻认识。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在治水中表现为"土能克水,但水过旺则反克土"的辩证关系,这正是鲧治水失败而禹成功的根本原因。同样的道理,治国也应当按照客观规律行事,而不能凭主观意志蛮干。
九鼎铸造与礼器象征 → 敬用五事(第二畴)
大禹铸造九鼎象征天下共主权力,这一行为在五事中升华为君主的个人修养要求。"貌、言、视、听、思"五事强调君主言行举止的规范,正是治水过程中大禹"劳身焦思""三过家门不入"所体现的以身作则、公而忘私精神的制度化表达。
贡赋制度与官僚体系 → 农用八政(第三畴)
治水过程中形成的资源调配机制,在八政中系统化为"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八项政务。其中"食"(粮食管理)和"货"(财货流通)直接源于治水时的粮食供应和物资调配;"司空"(工程管理)对应治水工程的组织;"司徒"(教育)和"司寇"(司法)则是在治水协作中形成的教化与秩序维护需求。
九州划分与行政区划 → 协用五纪(第四畴)
大禹"行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治水勘察,直接催生了九州划分。这一地理空间管理经验,在五纪中升华为"岁、月、日、星辰、历数"的时空统一体系。治水需要精确的历法计算和天文观测,以掌握四时节候、协调水利工程,这正是五纪"协用"的核心要义。
中央集权行政体系 → 建用皇极(第五畴)
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形成的自上而下指挥体系,转化为"皇极"这一核心政治理念。皇极强调"皇建其有极",即建立至高无上的中正之道,这与治水时统一调度、集中指挥的组织模式一脉相承。治水需要"无偏无陂,遵王之义"的统一标准,这正是皇极所倡导的"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的治理原则。
世袭制与权力传承 → 乂用三德(第六畴)
大禹晚年打破禅让制,开启世袭制度,这一权力传承方式的变革,在三德中体现为"正直、刚克、柔克"的治理方略。治水需要刚柔并济——对洪水要"疏"(柔克),对不服从的部落要"刚克"(如杀防风氏),这种治理智慧升华为三德的辩证运用。
民主决策→明用稽疑(第七畴)
治水过程中遇到重大疑难时,大禹需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这种集体决策机制在稽疑中系统化为"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的决策程序。治水工程涉及众多部落利益,需要广泛征求意见,这一实践升华为"大同"的决策理想。
情报搜集→念用庶征(第八畴)
治水需要观察雨、晴、暖、寒、风等气候征兆,以判断年景和收成,这在庶征中系统化为"雨、旸、燠、寒、风"五征的观察体系。大禹治水"协用五纪"的历法知识,正是庶征"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的理论基础。
奖惩激励→向用五福,威用六极(第九畴)
治水过程中,大禹通过赏罚激励各部落参与工程,这在五福六极中升华为系统的奖惩体系。"五福"(寿、富、康宁、好德、善终)和"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既是道德教化,也是治理工具,体现了治水时"赏有功、罚有罪"的实践智慧。
从《洪范九畴》的字面意思来看,夏商周确实是一脉相承,都是大禹治水精神的延续。但实质内涵其实差别非常大。
逆练洪范九畴,就跟逆练九阴真经一样,也会走火入魔哦!
共济会(Freemason)标志由上规下矩组成,中间的G代表全世界。规和矩都是大禹治水使用的工具,该标志蕴含的含义,如果信达雅地翻译成中文,就应该是“洪范”,所以这个组织的名称,其实也可以被称为“洪门”,意思是:
天下/世界秩序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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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世界上存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利益集团。
它守护的,到底是哪一类人群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从毛泽东的人民史观,还是资产阶级精英史观出发,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五、治水五人超级天团
大禹治水的过程,体现了华夏文明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过渡的关键过程。
治水五人团的后裔,构成了中国上古历史的主线。大禹的事迹大家耳熟能详,下面重点介绍其他四人。
伯益,是东夷部落首领,法律之祖皋陶的儿子,除了禹之外功劳最大,被舜帝赐姓嬴,也被大禹选做接班人。但是被大禹的儿子夏启害死。伯益的长子大廉,后裔先是融入商族,成为王室信赖的近臣,商朝被灭后又西迁成为秦国先祖,最终消灭周室统一天下。伯益的次子若木,成为淮河流域徐夷的首领,夏商周三代,这股势力都是中央政权的东方麻烦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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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稷,来自西羌, 善种谷物稼穑,教民耕种,成为农神的象征,被封在有邰(今中国陕西省武功县西南),成为西周王室的先祖。它的后代灭掉了大邑商建立周朝。
契,来自东夷,因立功被赐姓子氏,他的封地被称为商丘。契特别擅长用火,从而获得上佳的陶器和金属冶炼技术,因此后来成为火神的象征,也是商族的始祖,他的后代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
四岳是共工后裔,共工到底属于东夷还是西羌,史学家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只是知道共工 与颛顼争夺帝位失败后被流放。四岳作为罪人后裔,因治水立功 被赐姓姜(西羌姓),封于吕(今河南南阳,主要在东夷势力范围),以吕为氏。他的后裔姜子牙(吕尚)辅佐周武王灭商,被封于齐,建立齐国。复杂的历史经历,使得姜姓吕氏率先产生了独特的天下认同。齐国也是第一个挑战周王室的权威,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夏、商、周、齐、秦, 哪一个不是先秦历史中,如雷灌耳的国号!
为何治水五人组如此之强?
治水相当于上古时期的超级工程,水利版“曼哈顿计划”,完成这一大项目过程中积累的组织经验、技术知识和人脉关系,为后代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或者可以简化地理解,《洪范九畴》最初应该是五人组共同智慧的结晶,因此五个家族 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 这部“上古屠龙术”,只不过各自天赋有差别,价值观各异,因此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这些家族之间通过婚姻、盟约等方式保持联系,形成了早期的统治网络。家族内部也通过各自的家学体系,将知识技能世代相传,从而持续保持优势地位。
关于大禹治水以及助手的记载,难免带有后世附会的成分。许多家族可能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而将祖先与治水功绩相联系。但无论如何,这些传说反映了古人对大禹治水这一集体记忆的传承,也体现了中华民族重视历史延续的文化传统。
正如天下任何一对夫妻的亲密关系,蜜月期总是短暂的,长期存在的则是各种拌嘴与斗争。
尧来自西羌,舜则来自东夷。大禹源自西羌,商朝又是来自东夷。周来自西羌,秦的血脉来自东夷,却是七国中最为西羌化的国家,秦国强大也在于充分吸收东方六国的优质人才和文化。齐则恰好相反,姜姓吕氏的齐国则恰好相反,文化认同上更偏向西羌,但是长期浸染不免深深东夷化。
华夏文明早期历史,深刻反映了易经所说的“阴阳两极相生相克”的哲学内涵,也深刻论证了毛主席 “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著名论断。
团结史观既背离易经哲学,也背离毛泽东思想,只能是误入歧途,徒增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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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团结与融合,那也是狠狠地斗争之后才会实现的结果,从来不存在所谓“和平的融合”。当这些精英家族什么时候学会不相互内斗,而是合舟共济,共谋大事,反而意味着,黎民百姓的劫难将要来了。
后来的华夏文明历史走向,则深刻印证了这一点。
(未完待续)
本文内容,也可以作为 《元象知行 大运河深度主题研学》的延伸课程。
该研学设计参见:
洪清宇宙系列(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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